徐華英

  地球正在發燒，日益污濁的空氣、迅速干枯的江河、不斷融化的冰川、地震、洪水、臺風、海嘯、火山爆發、冰川融化等環境災難襲擊我們美麗的藍色地球，正在威脅所有人的生存，恐怕誰也都不能置身其外而獨善其身。這是人類自釀的苦果。

  近兩百年來，隨著西方工業文明及其的隆隆轟鳴聲，人類被自己的廣大神通蒙蔽了雙眼，擾亂了心智，自以為是這個星球上的全能主宰，全然不顧自然與生態的自身的權利。依靠科技的全副武裝，人類肆無忌憚地勾畫著自身的理想文明：濃煙滾滾的廠區、高樓林立的街道、車水馬龍的城市。殊不知，這樣的文明是以破壞另一種文明為代價的，是以生態環境的痛苦呻吟為代價的，在人類的殘暴和無知中，自然與生態節節退縮，其結果是人類遭受到自然地報復--氣候變暖，生態惡化，自然災害頻發不止。恩格斯早就預見到：人類對大自然地每一次征服，都會帶來更大的報復，雨果曾經說過，大自然是善良的慈母，也是冷酷的屠夫。今天的人類，對這句話應該有痛徹心扉的感悟。正如湯因比所言：如果濫用日益增長的技術力量，人類將置大地母親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導致自我毀滅的放肆的貪欲，人類則能夠使她重返青春。如不從速利用我們的批判理性，依然極端自私地迷戀于權力，而無視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規律，一旦發現我們所執著追求的勝利，無異于人類自殺時，恐怕為時已晚。“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人類如果不肯遵照佛陀有關“知足”的教誨，節制自身的欲望，與地球這個生態環境中存在的一切生命共存共生，回歸樸實的、有節制的生存方式，那么，人類就會滑向自我滅亡的深淵。不！人類或者已經開始在自我毀滅的坡道上滑行。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已經感覺到了這種威脅，但我們又沒有勇氣來承認這個事實。我們要懷著危機感，正確地認識現實，明確今后前進的方向，進而懷抱希望，努力向前。也就是說，悲觀處既要深入地思考，又要以樂觀的態度從容應對。這就是我們的觀點。謙虛地反省迄今為止文明的發展過程，從今以后，大家都來推崇“知足”這種生活方式，那么，我們人類在這個地球上就一定能夠繼續生存下去。為此，首先要正視嚴峻的現實。時代正在呼喚一種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全面和諧的生態文明。在西方工業文明所奠定的基礎上，重新反思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三大關系，在人與自然之間建立和諧生態，在人與自我之間建立和諧人格，在人與社會之間建立和諧社會。

  眾所周知，中國有一種可以追溯到上古三代源遠流長的信仰，那就是對天的崇拜和信仰。中國的先哲們就對“天”“人”關系，即人與自然地關系，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和思考，提出了“天人合一”觀，要求“仁民而愛物，”這種尊重自然規律，合理利用和保護自然資源生態道德思想，對協調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主張“天人合一”，強調天與人的和諧一致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主要基調。“這個代表中國古代哲學主要基調的思想，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含義異常深遠的思想。這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我們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即在此。”這個思想關系到人類發展的前途。天人合一思想認為天地中有萬物，萬物中有人類，人類中有我。由我而言，我不啻為人類中心，人類不啻為天地萬物之中心，而我又為其中心之中心。而我之與人群與物與天，尋本而言，則渾然一體，既非相對，亦非絕對。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和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一。離開了人，又從何處來證明有天。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一切人文演進都順從天道來。違背了天命，即無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為一，這一觀念，中國古人早有認識。“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貢獻的一種主張。

  自古世界人類最初碰到的困難問題，便是有關天的問題。西方人喜歡把“天”與“人”離開分別來講。換句話說，他們是離開了人來講天。這一觀念的發展，在今天，科學愈發達，愈易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有別于西方分析的思維模式的東方綜合的思維模式的具體表現。中國思想，有與西方態度極相異處，乃在其不主張向外覓理，而承認真理即內在于人生界之本身，僅指其在人生界中之普遍者共同者而言，此可謂之內向覓理。　　

  什么叫“天人合一”呢？“人”，好理解就是蕓蕓眾生的凡人。”天“字本身含義就有點模糊。在中國古代哲學家筆下，天有時候似乎指的是一個有意志的上帝，有時候似乎指的是物質的天，與地相對，有時候似乎指的是有智力有意志的自然。古人對天的想象，觀遍世界文明史，幾乎所有的民族都崇拜天。《易經》中有64卦，首卦“乾”就代表“天”。“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是從天那里得到的一種剛強進取的人文感悟。《易經》“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堪稱為“天人之學”。中國古代的最高統治者自稱”天子“，萬物和人居住處事“天下”。一個王朝取代另一個王朝被認為是天命。《水滸傳》中那些造反的好漢打的是“替天行道”的旗號。天神圣而神秘，是萬物秩序的隱藏之所是倫理道德的依據，是合理性與合法性的來源。人心中最崇高的東西都有冠之以天。如天理、天道、天意、天條、天命、天數、天平。天是中華文明的一個核心概念。其實把“天”干脆簡化為大家都能理解的大自然。這應該八九不離十，離開真理不會有十萬八千里。這對說明問題也比較方便。《周易·乾卦·文言》說：“‘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這里講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這是人生的最高的理想境界。孔子對天的看法有點矛盾。他時而認為天是自然的，天不言而四時行，而萬物生。他時而又認為，人之生死富貴皆決定于天。他不把天視作有意志的人格神。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子思對于天人的看法，可以《中庸》為代表。《中庸》說：“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孟子對天人的看法基本上繼承了子思的衣缽。《孟子·萬章上》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天命是人力做不到達不到而最后又能使其成功的力量，是人力之外的決定的力量。孟子并不認為天是神；人們只要能盡心養性，就能夠認識天。《孟子·盡心上》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認為“天人相通”，人要以“仁義道德”約束自己，以求天人合德。

  到了漢代，董仲舒認為“天人相類”，天人之間具有微妙的相互感應的關系，他明確地提出了“天人之際，合而為一”的思想。《春秋繁露·人副天數》中說：“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脈，川谷之象也。”《陰陽義》中說：“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所強調的是一種面對“天”，并觀察“天人相與之際”時所產生的強烈的“畏懼感”。董仲舒的“天人之學”及其災異譴告之說，主張王者必受命而后王；受命之君既然號為天子，就當視天為父，并以孝道使天；天子應以天威敬畏、尊奉和祭拜的主要對象；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即應“法天”而治，或者說王者須承天意以從事，國家政治一旦有失，上天會以災異予以譴告，為人君者當作出積極應答等等。張載明確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題。程頤說：“天、地、人，只一道也。”概言之儒家主張天道即人道，天地生生之德道德意義和倫理價值需要人來實現，人恰恰可以有“盡心”而“知性”，由“知性”而“應天”，所謂“盡人事而知天命”，正根源如此。當然，過分強調天命，會忽視人類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為人類服務的一面。需要特別之處儒家中還有一支主張“天人交勝”的流派，其代表人物有荀子和王夫之等，認為一方面應當發揮主觀能動精神，充分利用自然規律，“制天而用之”；另一方面又要“交相勝，還相用”，看到人的有限性，遵循自然天道的正常規律，，實現二者的協調發展。

  如果我們把“天人合一”理解為人與大自然的關系，那么在儒家之外，其他道家、墨家和雜家等等也都有類似的思想。道家崇尚“自然”，希望通過“道法自然”實現人道契合、人道為一。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與自然無所違”。“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道在第一，天地由道而生，萬物與人既是平等的又是相互聯系的，反對人為、機心，主張順道兒為、復歸于樸。莊子認為：“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提倡一種“天地由大美不言”，“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生命境界。墨子對天命鬼神的看法有矛盾。他一方面強調“非命”、“尚力”，人之富貴貧賤榮辱在力不在命，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推崇“天志”、“明鬼”。他的“天”好像是一個有意志行賞罰的人格神。天志的內容是兼相愛。他的政治思想，比如兼愛、非攻、尚賢、尚同，也有同樣的標記。至于呂不韋，在《呂氏春秋·應同》中說：“成齊類同皆有合，故堯為善而眾善至，桀為非而眾非來。《高箴》云：‘天降災布祥，并有其職。’”，這里又說：“山云草莽，水云魚鱗，旱云煙火，雨云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從這里可以看出，呂氏是主張自然(天)是與人相應的。宋明理學則將“天人一體”變成了心性之學，是天成為人間道德規范的終極之源。

  佛教雖為外來文化，但很好地完成了與中國本土文化的融合，或佛教的中國化即最有中國特色的莫過于禪宗。禪宗所體現的東土大乘佛教精神完全是中國式的，它對“天人合一”觀念的理解，對中華道德禮義的銷售，對簡樸生活方式的認同，，無不反映出中國本土文化的影響。佛教提出：“佛性”為萬物本原，萬物之差別僅是佛性的不同表現，其本質乃是佛性的統一，眾生平等，“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是以消除“分別心”作為佛家平等最根本的原則之一。

　　西方人常把“天命”與“人生”劃分為二，他們認為人生之外別有天命，顯然是把“天命”與“人生”分作兩個層次，兩個場面來講。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與“人生”分別各有所歸。此一觀念影響所及，則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兩截分開，便各失卻其本義。決不如古代中國人之“天人合一”論，能得宇宙人生會通合一之真相。

　　所以西方文化顯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來作他們討論人生的前提。而中國文化，既認為“天命”與“人生”同歸一貫，并不再有分別，所以中國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國思想中，“天”“人”兩者間，并無“隱”“現”分別。除卻“人生”，你又何處來講“天命”。這種觀念，除中國古人外，亦為全世界其他人類所少有。

　中國古代人，可稱為抱有一種“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盡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觀”。這一觀念，亦可說即是古代中國人生的一種宗教信仰，這同時也即是古代中國人主要的人生觀，亦即是其天文觀。如果我們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強要把“天文”與“人生”分別來看，那就無從去了解中國古代人的思想了。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細讀《論語》便知。子日：“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倘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自己一人作主宰，不關天命，則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人生便分為二。離開天命，專論孔子個人的私生活，則孔子一生的意義與價值就減少了。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雙方意義價值無窮。換言之，亦可說，人生離去了天命，便全無意義價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這樣講，別人不能。這一觀念，在中國乃由孔子以后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所闡揚。

　讀《莊子·齊物論》，便知天之所生謂之物。人生亦為萬物之一。人生之所以異于萬物者，即在其能獨近于天命，能與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說“天人合一”。此義宏深，又豈是人生于天命相離遠者所能知。果使人生離于天命遠，則人生亦同于萬物與萬物無大相異，亦無足貴矣。故就人生論之，人生最大目標、最高宗旨，即在能發明天命。孔子為儒家所奉稱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顏淵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離于天命遠近為分別。這是中國古代論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與此不遠。這可以說是我中華民族論學分別之大體所在。

　　近百年來，世界人類文化所宗，可說全在歐洲。最近五十年，歐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為世界人類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說，最近乃是人類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將何所向往？這是今天我們人類最值得重視的現實問題。以過去世界文化之興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則不易再興，而中國文化則屢仆屢起，故能綿延數千年不斷。這可說，因于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自古以來即能注意到不違背天，不違背自然，且又能與天命自然融合一體。

　　今僅舉“天下”二字來說，中國人最喜言“天下”。“天下”二字，包容廣大，其涵義即有，使全世界人類文化融合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調適之義。其他亦可據此推想。對“天人合一”的認識大大地改變了。“天”就是“天命”；“人”就是“人生”。不把“天”理解為“天命”，也不把“人”理解為“人生”；認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們人類。天人關系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天人合一”這個命題正是東方綜合思維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體現。

　　人，同其他動物一樣，本來也是包括在大自然之內的。但是，自從人變成了“萬物之靈”以后，頓覺自己的身價高了起來，要鬧一點“獨立性”，想同自然對立，要平起平坐了。這樣才產生出來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在成為“萬物之靈”之前或之后，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必須取給于大自然，衣、食、住、行，莫不皆然。人離開了自然提供的這些東西，一刻也活不下去。由此可見人與自然關系之密切、之重要。怎樣來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就是至關重要的了。

　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點簡直可以說是根本對立的。西方的指導思想是征服自然；東方的主導思想，由于其基礎是綜合的模式，主張與自然萬物渾然一體。西方向大自然窮追猛打，暴烈索取。在一段時間以內，看來似乎是成功的：大自然被迫勉強滿足了他們的生活的物質需求，他們的日子越過越紅火。他們有點忘乎所以，飄飄然昏昏然自命為“天之驕子”，“地球的主宰”了。工業文明發源地的歐美，在天人觀上，一貫信奉斗爭哲學。他們尊崇天人相競，人定勝天，不坐等大自然的恩賜，而是去索取，并且是無止境得索取。他們運用一切科技手段，去征自然、改造自然、奴役自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每當人們陶醉于對大自然的勝利時，大自然都報復了我們。現在終于嘗到了大自然無情報復的苦果了。

　　東方人對大自然的態度是同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認識自然；在這個基礎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這個命題，就是這種態度在哲學上的凝練的表述。東方文化曾在人類歷史上占過上風，起過導向作用，這就是所說的“三十年河東”。后來由于種種原因，時移勢遷，滄海桑田。西方文化取而代之。“近百年來，世界人類文化所宗，可說全在歐洲。”這就是所說的“三十年河西”。世界形勢的發展就是如此，不承認是不行的。

　　東方文化基礎的綜合的思維模式，承認整體概念和普遍聯系，表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就是人與自然為一整體，人與其他動物都包括在這個整體之中。人不能把其他動物都視為敵人，要征服它們。人吃一些動物的肉，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從古至今，東方的一些宗教，比如佛教，就反對殺牲，反對肉食。中國固有的思想中，對鳥獸表示同情的表現，在在皆有。最著名的兩句詩：“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待母歸。”是眾所周知的。這種對鳥獸表示出來的憐憫與同情，十分感人。西方詩中是難以找到的。孟子的話“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也表現了同一種感情。

　　東西方的區別就是如此突出。在西方文化風靡世界的幾百年中，在尖刻的分析思維模式指導下，西方人貫徹了征服自然的方針。結果怎樣呢？有目共睹，后果嚴重。對人類的得寸進尺永不饜足的需求，大自然的忍耐程度并非無限，而是有限度的。在限度以內，它能夠滿足人類的某一些索取。過了這個限度，則會對人類加以懲罰，有時候是殘酷的懲罰。即使是中國，在我們沖昏了頭腦的時候，大量毀林造田，產生的后果，人所共知：長江變成了黃河，洪水猖獗肆虐。曾幾何時有人定勝天，認識自然是為了改造自然之說，可今天不提了，究其原因，在于人類在改造自然地過程中犯了無數愚蠢的錯誤，遭到大自然地嚴厲的懲罰。在許多情況下，不要說不能征服自然界，連許多自然災害也應付不了。天，大自然，只能與之和平共處，與之適應，絕不要做違天之事。違天，即違背自然規律和客觀規律，違天，是自作孽。古語：人作孽猶可違，字作孽，不可活。違背大自然，破壞大自然，會受到大自然地懲罰。敬畏大自然，尊重大自然，會得到大自然地恩惠。人類對大自然要懷有一顆愛心，這愛心還應該升華，成為一顆敬畏之心。要順應和利用自然規律，而不是改變和戰勝自然規律。從根本上講，人只能科學認識大自然，正確適應大自然，人定順天，敬畏大自然。

  從全世界范圍來看，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態平衡遭到破壞，酸雨到處橫行，淡水資源匱乏，大氣受到污染，臭氧層遭到破壞，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滅種，新的疾病冒出，等等，威脅著人類的未來發展，甚至人類的生存。這些災害如果不能克制，則用不到一百年，人類勢將無法生存下去。這些弊害目前已經清清楚楚地擺在我們眼前，哪一個人敢說這是危言聳聽呢？千百年來，人類的發展一直是“生存式”的發展。生存需求是發展的根本動力，生存危機是發展的主要壓力。所有人的所有行為，首先是為了謀生，勞動也只是謀生的手段，發展的目的就在于解決生存問題。“生存式”發展必然是掠奪式的發展，這種掠奪表現為對自然地掠奪，叫做“生產斗爭”，對他人的掠奪叫做“階級斗爭”，它們都是“生存斗爭”。

  現在全世界的明智之士都已痛感問題之嚴重，但是卻不一定有很多人把這些弊害同西方文化掛上鉤。西方的有識之士，從上世紀二十年代起直到最近，已經感到西方文化行將衰落。近代以來，科學技術和市場經濟把生存式、掠奪式、斗爭式的盲目發展，迅速擴大到全球范圍，使這種發展造成的局部危機變成全球危機和全面危機，人類與自然的沖突，國家之間的沖突，個人與社會的沖突，人際關系的沖突，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沖突等等，已經成為當今人類共同面臨的危機，這些危機足以毀滅人類。這是人類在天人關系上的傲慢，人類千百年盲目發展結出的“苦果”。印度名詩人甘地說過：“大自然滿足人的需求綽綽有余，但卻不能滿足人的貪婪。”近百年來，人類愈發貪婪。一些發達國家帶頭，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市場經濟，鼓動盲目消費，使人均能耗直線上升，溫室其它無休止地排放。2006年圍毆過就排放二氧化碳58億噸。使氣溫上升到威脅人類生存環境的危險臨界點的邊緣。只有一次機會了，如果我們懸崖勒馬，迅速采取果斷措施，還有恢復平衡的機會。若仍執迷不悟，繼續失控下去，就將越過拐點，突破不可逆的底線，那就再也無法逆轉了。如果那樣，人類最終就會如同恐龍一樣滅絕。

　　有沒有挽救的辦法呢？當然有的。辦法就是以東方文化的綜合思維模式，濟西方的分析思維模式之窮。人們首先要按照中國人、東方人的哲學思維，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徹底改惡向善，徹底改弦更張，人類必須與自然和諧相處，這已經是全人類的共識，也正在變成全人類的共同行動。人類之根據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決策人類生態活動的方式是非常危險的，當前大多數環境問題都是來自于人類對生態系統地錯誤行動。人類不僅要對自己負責，對子孫負責，更要為生態圈負責。大地上的山川河流、蟲魚鳥獸和花草樹木都是有機體，人也是其中的組成部分。人類現在和將來，都有義務關心他人和其它生命。人類必須樹立人與自然的平等觀。從根本上要求人與人之間必須和諧相處；斗爭必將、而且正在自我否定，她使人類不得不選擇和諧。只有這樣，人類才能繼續幸福地生存下去。近年來生態破壞所引起的自然報應，使人類逐漸認識到自然環境部是我們欲望的函數。自然資源總是有限的，只有珍惜和節約資源，精心保護自然，關愛自然，善待自然，修復自然，維護自然生態的平衡，才能永續利用自然，受益于自然。從一個傲慢的以征服自然為榮的“主人”，到一個自覺善待自然地朋友，是人類在更高層次上理智選擇，是人類意識的又一次深刻覺醒，也是人類角色的一次深刻轉換。

  當世界面臨氣候變暖等環境危機，人類把目光投向我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我們自己也必須樹立與天和的生活方式和發展模式，同大自然和諧相處，促使地球的氣候與生態，重新恢復平衡。這是唯一的選擇，也是中國人應負的歷史責任。